我国城市社区居民的阶层化趋势

我国城市社区阶层化最早可追溯到汉代，汉时长安城已开始按居民不同等级划分居住区域。到了唐代，长安城被分为皇宫区、贵族区、平民区、商业区，形成了严密的官民分区的格局。在近代，上海社区的阶层化现象表现得最为突出，一直都有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分。20世纪初的天津，富裕阶层居住区、中间阶层居住区、棚户区也都泾渭分明。由于这一现象与阶级对立有密切联系，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淡化了，单位制的建立使这种均质的阶层型社区被高度异质的自然型社区所取代，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目前，我国城市中还是一种自然社区占主要地位的状况，社区的阶层化程度不高。如果去除传统的阶层型社区中阶层阶级不平等的内涵，赋予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内涵，社区阶层化的意义还是非常积极的。事实上，居住环境也是一种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消费品，某些居民愿意出更多的钱居住在更理想的环境中，这是一种合理的消费行为。我国城市社区的变迁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社区的变迁不可能完全一致，但由自然型社区向阶层型社区的变迁却是必然的趋势。目前我国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已经具备了这种变迁的条件和机制。

社会分层化趋势加剧多元化格局逐步形成

社会主体的分层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它有别于阶级的划分，它是一种非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划分，既涉及到经济范畴，又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关。自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传统计划经济年代的利益均衡状态被打破，分层就已出现并呈现出几方面显著特点:

1、领域的分化。整个社会结构产生分化的前提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大领域的分化。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具有很强的同质性。在社会分化加速期，由于改革不断深入和社会分工的细化，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逐步从政治领域中分化出来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由“大一统”向各自独立承担的功能分化，并为整个社会的分化打下基础。

2、阶层的分化。一是产生了先富层与后富层。二是社会主体结构将出现以低收入层的比例占社会总体人口的大部分为显然特点的“金字塔”型，而财富拥有的“倒金字塔”型结构，向社会财富格局的“橄榄球型”结构转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历时3年的研究，认为到本世纪之初，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原来形成的两大阶级两大阶层的结构已被十大社会阶层所取代;并预言在来来的社会发展中，这种阶层结构将呈现稳定发展趋势，所变化的主要是各个阶层的规模，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经理及私营企业主等阶层还会大大扩张。

3、组织的分化。在改革开放中，社会组织结构也由一元化向多元化发展，出现了大量新型的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其结构模式多样化、异质性十分明显。据统计，这几年各类正式登记的全国型社团组织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近20倍，地方性的社团达20多万个。

4、制度的分化。改革开放前，单位制、差别户籍制以及行政身份制是有效实现社会整合的三种主要制度，和当时国家控制社会的形式及要求是相适应的，然而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平等竞争的要求相冲突。

5、利益的分化。在加速社会分化期，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各类利益主体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利益的分化不断产生。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利益意识会不断强化，对利益的追求会成为人们的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的动力，就会出现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

6、观念的分化。社会分化的加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上有所反映。由于利益分化，使社会成员有了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的自由和选择的空间。在当今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趋向个性化、现实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将会不断趋于多元化。

自然型社区的分化

在社会转型期，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各类利益主体的自主权也在不断扩大，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群体意识、归属意识等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并成为群体成员社会行为的一种强大动力。

1.社区群体的分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格局日益多元化，如城市出现了跨体制和所有制的边缘性阶层群体，如私营企业主阶层、新贫困阶层等，加上城市原有的阶层，如社会管理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国有企业工人阶层以及老贫困阶层等，形成了多个阶层共处的格局。

2.社区活动的分化。社区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功能的转化，因此社区活动的分化除表现在社区活动的内容已明显增多外，主要表现在社区活动的功能由综合转向单一。社会位置相近的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要比其社会位置相差大的人们的交往普遍些，因为情况接近的人可以用比较接近的成本提供相互的社会支援，而且，进行交换的双方的平等地位使得任何一方都不会以从属着的地位或冒地位丧失的风险而付出成本。因此，阶层间交往趋向减少，各阶层趋向封闭。

3.社区价值观念及文化的分化。在社区发育过程中，统一的价值观念向多元化的价值观念体系演进,这是社区由封闭向开放转化，由简单向复杂转化的伴生现象。社区成员的伦理价值观、社会政治观、生活方式观、时空观等会在社区发育过程中呈现出差异，并且逐渐扩大。价值观念的分化及扩大现象在不同阶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与价值观念分化伴生的是社区文化的分化。有研究指出，在英国，下层阶层的居住区里，听到的是军队进行曲;在过渡性杂居区，播放的是门德尔松的“春之歌”;在中产阶层的居住区，播放的是“绿袖”;在中上阶层居住区播放的是海顿的四重奏曲;而在高级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居住区，人们无疑会吃着冰淇淋去欣赏舍恩伯格和斯特拉汶斯基的乐曲。因此，社区中不同阶层的文化及阶层间巨大的价值观念差异，使阶层间出现认同性的整合危机，阶层间产生分离的意愿。

4.社区生活方式的分化。不同的群体由于各自的生活环境、经济与社会地位、职业、民族、价值观念、教育程度等有很大的不同，使现代城市生活方式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然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之间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冲突。在自然型社区内部，社区的分化使社会交往中阶层内部成员间形成封闭的阶层意识，这难免加剧了认同整合的难度，结果是阶层内部趋于平等，而不同阶层间的距离拉大。由于社区分化的内在规律决定了社区分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边缘化的过程，即处于社区边缘的阶层成员，其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最弱，且在自然型社区中也不占优势，最容易脱离原社区。于是阶层间就产生了相互分离的张力，当张力达到一定程度时，阶层间必然出现一定程度的断裂。

这是因为在稳定的社会中，阶层间有一种封闭性的趋势，这一规律为社会历史所证实。

西方社会学大师韦伯提出了划分社会阶层的三重标准:经济标准——收入和财富;政治标准——权力;以及社会标准——声望。其后，美国社会学家W•沃纳将分层标准具体化为财产和收入、职业、文化程度、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等项目。而马克思则直接根据社会成员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来进行划分。这些分层理论及其标准的选取，都是举足轻重并极具代表意义的。由于社会阶层概念更多注重社会不平等的外在表现，所以，不论以上分层理论所依据的标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我们都可以将它们归入布迪厄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基本形态或是作为三种资本形态中一种或多种形态的外在表现。而且资本的三种形式与社会分层的各标准间的关系是相互交织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历史实际上就是—部资本积累的历史，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可根据其积累的资本数量而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或等级，若将这些等级通过一种或多种资本的外在表现形式陈列出来，就成为实质意义上的社会分层。可见，社会分层的实质就是划分等量的资本集中的过程，作为社会分层动态体现的社会流动，实质上也就是阶层间异质资本的分配与交换过程。在现实生活中，每个阶层的成员都在为争夺有限的资本而努力，并依据自己目标阶层的资本组合比例，及时将自己积累的资本进行兑换，从而达到进入该阶层的目的，并且各阶层间异质资本间的兑换比率或交换价格渐渐达成一种均衡状态，即形成比较稳定的“秩序和规则”，资本占有也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社会进入一种相对稳定状态。

但是阶层间的资本兑换比率不是等价的，其直接结果是阶层间的资本交易日益困难，下层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因此也变得狭窄，阶层间逐渐走向封闭。其间接结果则是使阶层内的边缘群体减少，阶层意识更加强化，阶层间距离日益明晰，阶层间成员的相互接纳更加困难。从文化资本上看，不同阶层在文化资本的占有与分配、积累与传承等方面是不平等的。社会资本同样在阶层的再生产中发挥作用，人们的社会资本与其获得的社会地位与社会收益之间具有显著的联系。

阶层型社区的优势与我国社区的阶层化趋势

阶层型社区自身具有许多自然型社区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这些优势便形成了社区阶层化的引力。

阶层型社区主要有以下优势:

一是阶层型社区能促进社区居民高度自治，给城市管理带来机遇。阶层型社区不同于自然型社区的一点，就是社区成员的阶层同质性高，社会地位较平等，居民间不存在权力结构。因此，居民能平等地参与社区的决策，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介组织，参与到社区事务中来，更好地实现居民的自治，给“小政府、大社会”的权利下放奠定了基础，居民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

二是社区阶层化有利于社区服务的产业化经营，提高服务水平，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的需求。以往，我国的社区服务主要侧重于无偿和微偿的福利性服务，服务的对象、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这种状况必然要改变。但是，在自然型社区中，由于社区内居民阶层异质性高，不同阶层居民对服务的形式和内容、服务水平和质量以及服务范围的要求不一致，使许多服务在某一具体社区内无法有效提供。在自然型社区中，政府扶持的有限资金“天女散花”般地平均分配在各个社区内，未用在最需要的地方，边际收益不高。社区阶层化以后，由于能够增强政府扶持的针对性，有利于社区公共物品的管理与建设，政府可对不同阶层居住的社区采取不同的扶持政策:对于上层居民居住的社区，可采取靠开发高层次的、高价位的经营性服务来筹集社区建设的资金，甚至国家对其征收一定的税费;而对于低收入阶层社区，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这样既避免了以往政府扶持乏力与资源使用低效性问题，又体现了社会的公平，无形中缩小了阶层收入的差距。

三是阶层型社区特有的“邻里效应”使相同阶层的人愿意聚居在一处，以求安全感、社交的便利和一种共同的文化氛围。显然，阶层型社区的诸多优势，势必对现存的自然型社区形成巨大的吸引力，能加速自然型社区的解体，这是社区阶层化的动力所在。

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重心的伦理型社会或人情社会。人们在传统的以家长制的家族伦理为核心的伦理道德的束缚下，尚未意识到自己的社会主体地位，没有形成完全的独立人格和自主意识，总是把对家族的认同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依靠以家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来获取生活资源和社会地位，缺乏主体意识。

社会的不断进步，使人的社会联系广泛化，社会关系复杂化，社会角色多样化，人们不再以家族为社会生活重心，以单位为生活的依托，而逐渐成为复杂的社会联系与社会关系的主体。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机制，又促使人们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增强活动能力，使人的才能日益得到全面发展，个体的自由活动能量不断提高。这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当获得了主体意识，人们自主选择性增强，阶层间走向封闭，在社区阶层化的张力和引力双重作用下，居民必然选择自己所归属的社区居住，社区也必然走向阶层化。显然，社区阶层化是对自然型社区居民分层过滤的结果，同时也是自然型社区分化、阶层型社区重构的同步过程。但是，这一过程不可能一步完成。

参考文献:

[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 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 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社.

[4] 李汉林等.中国的单位现象与体制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1994(1).

[5] 费孝通.生育制度——中国的家庭与社会.日本:东京大学出版社.

[6] 包亚明.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初探.社会科学.1997(4).

[7] 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4).

[8] 张宛丽.非制度因素与地位的获得.社会学研究,1996(1).

[9] 李培林.再析新时期利益格局变动中的若干热点问题.社会学研究,1995(5).

(原载于《现代物业·新业主》2004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