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管理与儒家哲学的继承
物业管理是一种备受抑制和歧视的行业。凡从业者，都知道“前世做了孽，今生做物业”，我们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一个物业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利和需承担的责任，其差距是如此之大。故一直以来，物业管理作为一种舶来品，照搬我国香港地区、新加坡的社区模式和英、美的宪政观念，水土不服者有之，南橘北枳者有之，究其根本，实为中西之文化差异过大，单以西方物业管理之论无以治中华!然而，我们恰可以从我们民族自身，发现物业管理最深厚的根基，而这种根基，就是儒家思想。
予谓物业管理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实非虚妄，今试将一一道来：
一是身份地位的相似。依据胡适先生的考证：古之儒者其实并非一种泛义上的“术士”，而是一种行业，而这种行业，叫“相礼”，从事这些“相礼”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都是商朝遗民的后代。作为一个文明社会被野蛮部落征服的典型例子，殷遗民较西周族人更有学问和技能，谓之“多士”。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今天的三百六十行一样，是一个专业门类，如孔子者，谓之“知礼”之人，大祭师为国主祭，于是有孔子封禅之说;而小礼匠可以为一个乡里、一个家族“治丧”，于是有“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子张之丧，公明仪为志焉”，正如《四个婚礼与一个葬礼》中所表露的婚俗，这在今天也就近似于社区当中的公共活动，在行业的本质上，物业管理与相礼定伦已有相通之处。
二是处世原则的雷同。《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儒之古训为柔。正是商朝后裔正考父(孔子的祖先)的鼎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这是何等的谦恭卑贱?也只有长期保守这样的生活态度，才能成为一个“保家之主”，不招致外来的屈辱。近代亦正是胡适先生最早指出：儒的原义是柔、弱、懦、软等的意思。一个族群起源于压迫，起源于被征服和被统治的情结——由于“礼”涉及到正名定分，而儒者之分也如宋襄公所称非常明确：“亡国之余也。”备感苦痛而罪孽深重，这与物业管理者的生存状态何其相似尔?
三是目标取向的一致。百年来儒家精神在中国的湮灭，使国人处处流露出浮躁的气息，至少对社区的混争和纷乱而言，亦正如一个“礼坏乐崩”的时代，在巨大的角色冲突之下，今天已经有许多物业管理公司，与“恶”结下了不解之缘，北京的物业管理之恶，失诸“强梁、残暴”，是为刚恶;上海的物业管理之恶，失诸“懦弱、乡愿”，是为柔恶。无论如何，它们都在各自的地域文化背景里边——北京对势力的膜拜和上海对贫穷的鄙视，找到了自己苟且生存的角落。然而，真正的物业管理与此有霄壤之别。论语中说“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诚然，做物业管理，也要做君子的物业管理，不做小人的物业管理。
《论语》是一部指导儒者生存处世的著作，同时它也印证了绝大多数物业管理者实践中的道德水准。永远不对业主发怒，“克己复礼”也;微薄的薪资收入，“一箪食，一瓢饮，乐在其中”也;节假日为业主无偿加班守候，“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也;面对违章和强权不屈不挠，“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遇突发事件决然而上，“士见危致命”也;在优秀的物业管理者当中，受推崇的并非辩才无碍者，而是能够在业主暴风骤雨般的呵斥中屹立不倒者，正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弗罗姆说过：对青年一代来说，关键是考虑到他们在何处才能找到确定的方向和为之献身的参照物。两千年之前，中华文明之勃兴起始于孔子之儒;百年之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梁漱溟先生，“融国家于社会，自必摄法律于礼俗”的冯友兰先生，其毕生的博学识见，只因缺乏适合儒者生存的土壤，而难以找到最为强烈的共鸣，而任何思想，如果没有鞠躬而蹈之的身体力行，最终都会成为理论上的空中楼阁。而今凭藉物业管理泱泱百万之众，何愁儒家文化之不能复兴焉?
物业管理人，原是儒家继承人。
(原载于《现代物业·新业主》2007年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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