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玩坏的城市标识
盘点各式各样的城市标识始终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脑残”翻译、搞笑设计、看不懂的图形、深刻创意……
按惯例,我们先来说说标识的历史。
中国及日本古代店铺中的招幌、匾额、灯笼、旗杆等是富有东方色彩的标识。以招幌为例,就有形象幌、标识幌和文字幌三种。形象幌以商品或实物、模型、图画为特征,在长期的商业经营中,这些幌子得到人们的公认,成为约定俗成的认知符号,如酒店门前挂葫芦和置酒坛;标识幌主要是旗幌或灯幌,南宋诗人辛弃疾曾留下“青旗买酒,山那畔,别有人家”的词句,而清代灯幌常出现在夜间仍然营业的酒楼、饮食店等;文字幌多以单字、双字简明表达店铺的经营类别,如酒、茶、米、当、药等。
创业于清咸丰时期的内联升鞋铺幌子。该店幌子用木板制成,上面写字号,下面画一靴连着一鞋。
现代城市旅游景点也将招幌作为老城历史符号嵌入商业步行街中,杭州清河坊就是一个例子。
在欧洲,传统上多采用色彩缤纷的图片作为商业标识,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18世纪。但人们,特别是外来的人对它的理解比较吃力,有时看了半天也弄不懂究竟说明什么。所以后来,更加简单明了的文字招牌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
发展至今,标识有了极高的身份和详细的分类,越来越专业的知识让它与艺术、景观、科学搭上了线。
一般来说,各种标识广告牌、招幌、霓虹灯的无序交织最易成为冲突混杂的信息。美国环境景园大师哈普林曾认为,应限制私人(个别单位)的标识,它们在制造一连串的、眼花缭乱、光怪陆离的信息,污染着我们的城市环境。
对此,罗大佑在《鹿港小镇》里还专门唱了“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反之,标识符号过于统一,一切井然有序,也会导致城市环境的索然无味。
通常,除特殊场合或商业用途,城市中一般应采用国际通用的符号标识,它不但可以作为方向和识别标识,还可在限定地区、步行街区、城市广场、道路、问讯处、行李寄存处、指定吸烟处、厕所、太平门和其他类似地方作为环境设计的基本要求,以建立环境的协调性和系统可识别性。
机场等公共场所的标识设计需遵循严格的通用标准
假设你非要搞杀马特,没有按照通用准则设计和管理标识,那么,各种盘点新闻中一定有你一席之地。
细看1分钟,违和感全无
敢放屁,我举报你
已经有了禁止骑马舞,禁止广场舞应该也不远了
说的就是你
谁干的,你出来走一个试试
说正经的,现代的标识系统主要是由文字组成的。标识作为一种符号,其意义有直接和间接两个层面,说明商业贸易地点和货物的信息,是标识的“直接”用途;而其特定的形式、特征和引申的意象则是人们获取的“间接”信息。
就一个(组)设计完备的标识而言,这两种交流层面都是需要的。但怎么样才能把这两个层面完全表达出来呢?最好的解决方法是用一套完整的、有层次的、固定与灵活的元素相结合的系统来完成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提供交通信息;指示道路方向;识别内部空间功能。
如指示道路方向时,表达到某特定地区道路的标识(如不常变动的车站和机场入口)可相对固定;寻道研究表明,当道路很长、其他线索不太明晰时,为保证行人确信自己方向没错,多设几个路标是必要的。
方向性标识应放在外围的转弯处或交叉路口及行人会自然停下寻找方向的地方。
交通术语和文字应简洁明了,标识的尺度与所找位置的重要性应协调一致。
现代城市的标识建立功能标准有两种途径:
1、根据从交通工具上人们能保证获得的“可读性”(Legibility)来规定标识的大小,这一考虑包括速度、视野范围和聚焦距离,表达某种信息所需要的符号(如数字、文字等)的尺度及数量。
2、设法将标识同时实现“直接”和“间接”的交流,并使之适合于所实存的外部空间环境。
例如,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在街道铭牌的城市设计中,具体规定了符合字母的可视性(包括地点、标准、材料和安排)和可读性(字型、间隔),并以铭牌底色不同来区别城市不同地段,结果获得成功。
不同颜色区分道路级别
目前,各种公共活动领域的规则和标识的图示样本已由外部环境图示设计者协会(SEGD)制定出来。
同时,现在还有一个追求简单化的趋向,如尽量不用详细的地图,采用彩色标识的墙壁或比箭头、文字、数字等更为复杂的标识。如果必须使用地图的话,近似轴侧和透视一类的图比平面图来得直观。
不可忽略的是,标识系统也有“无障碍”设计的问题,这在一些大城市中已经考虑到。
辛辛那提制定的标识城市设计导则规定了以下五点要求:
1、反映所在地段的特质;
2、规定符号之间保证能见度所需的足够间隔;
3、与标识所在的建筑物和建筑学处理特征相协调;
4、限制闪光的符号标识(剧场、娱乐场所除外);
5、禁止在步行人流汇集地段的主要景点和景象上设置大型标识。
当然,如果标识能和艺术相结合,将会对设施带来不同的价值。
有新意的卫生间指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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