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线城市经济增长吸引更多优秀企业落地
回想在过去五十年中办公空间的变化,从最早的格子间到大开间,然后到“长条”,现在越来越灵活了。从办公空间角度来讲,从原来70%或者更高的私人办公空间和30%或者更低的公共空间,转变为70%或60%的公用空间到30%或40%的私人空间。
随着科技的发展,办公空间的利用一定会改变,未来可能会对写字楼的分级标准产生影响。
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发展,经济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将其业务拓展进去,优秀的创业公司也不断涌现,使得这些城市的写字楼市场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目前,企业选址与二、三线城市写字楼市场发展状况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现代物业》就此专访了仲量联行华北区及北京董事总经理张莹。
《现代物业》:目前二线城市的写字楼市场如何?
张莹:国内更多是从宏观层面看,我只把北京作为一个特例,很多二线城市,我们又叫1.5线城市,它们的未来都在随着北京、上海之后发生衍生变化,这些城市一定会出现供应量大量激增的这个阶段。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区域都有它特定的客户和目标群体,所以不能一窝蜂地去建写字楼,单纯为了满足政府的指标,这些项目一定会遭遇很大的挑战,但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有很多开发商会做不一样的事情,这些项目会永远处在一个很好的水平。如果拿北京过去做例子来看,在1998年时,北京也出现了大量的供应量,北京国贸的第二座、嘉里中心、盈科中心、盛福大厦、华润大厦同时出现,而且那时的租金水平非常低的,但是看看今天的国贸怎么样?所以对于租赁市场,一定会经历类似的波动和挑战。我们讲的投资市场,不是指散卖,而是整栋的交易,这其中会涉及各种因素,包括整个环境的影响、市场的需求、投资者、投资价值,所以不能简单、笼统地认为供应量多肯定卖不出去。
《现代物业》:目前房地产投资者依然会将区位优势和综合配套看作是首要的标准,那么不动产的估值标准是否会转变,您认为还有哪些因素是同等重要的?
张莹:您刚才说这几个因素,作为投资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作为投资者,有不一样的身份,有机构投资者、保险类型的投资等,所以他们寻求的投资点会不一样,因为它的需求和初衷不一样,所以他考量的标准也会不一样。例如保险类型的企业希望的回报率不那么高,但是要更稳定。但基金或者机构投资者要求至少满足基本的投资回报率。这就是写字楼产品被大家关注的原因,它涉及了经济领域的方方面面,不像住宅一样简单,它是多样化的,除了本身的区位,还包括设施、租户构成、租约及租期的变化,甚至开发楼宇本身的年限,以及投入到市场中的变化趋势,这些都会造成很多的影响。所以,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行业一直在变化,标准也是。
《现代物业》: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许多世界知名的企业正在更多地实施远程办公和移动办公,也正在缩减他们对办公面积的需求,中国的企业是否也有这样的现象呢?
张莹:这是非常重要的趋势,这个也一定会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个发生的方式,可能不是简单的在家办公。如果您回想在过去五十年办公空间的变化,它从最早的格子间到大开间,然后到“长条”,现在越来越灵活了。从办公空间角度来讲,从原来70%或者更高的私人办公空间和30%或者更低的公共空间,转变为70%或60%的公用空间到30%或40%的私人空间,我们做过分析报告,分别对办公产品和零售物业产品,我们用了大量的时间和全球的投资者及企业用户、开发商做各种各样的讨论,我们把大量的数据整理以后发现了未来趋势的变化,随着科技的发展,办公空间的利用一定会改变,未来可能会对写字楼的分级标准产生影响。例如无线的普及和成熟应用,会导致整个楼宇的布线系统发生本质的变化,原来甲级写字楼的标准为净高2.8米,有架高地台,因为架高地台的原则是能够帮助大家随意地调整空间,今后可能不需要架高地台,这样就不用浪费那么多钱了。
随着这些科技的发展,很多写字楼的办公空间高度没有2.8米,但是它的位置可能很好,原来它可能很难跻身于最好的写字楼,但是科技可以带来相应的改造、升级,使其价值得以提升。例如在北京建国门旁边的国际大厦是非常老的楼,它的格局已经奠定了没有办法吸引大客户,但是它本身位置好,因此,借助科技,它就有可能再次焕发新生。所以,科技的发展会对整个写字楼的格局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并不认为科技的力量产生的最后结果是大家都回家工作。
《现代物业》:目前采用灵活办公空间的企业多不多?
张莹:在北京的外资企业中采用的比较多,中资企业还是不多。当然还有一点,我觉得六百个人共享两百个工位,但是租的面积可能是四百个工位,因为要释放出更多的合作和交流空间,这样才能提升员工的参与度。仲量联行在北京利用灵活办公的方式刚刚开始,还不多,因为有文化的冲击,中国的一些固有文化让大家觉得“我自己要有一个空间”。但如果去香港、新加坡和其他城市,这已经非常普遍了。
《现代物业》:目前是否有数据表明,大型企业的选址正在更多地往二、三线城市转移?那么在二、三线城市当中,哪一些城市或者具备什么特点,更加能够吸引到这些企业?
张莹:第一,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特别是中资公司和西方的跨国企业公司,在中国一线城市已经植根很深,所以准确来说,我们没有看到它们转移,但是它们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二、三线城市市场,以后会不会转移我不知道。但是,进到二、三线城市这不光是一个趋势,而是一个已经在发生的过程。我们公司在过去的三年里,也开了六个分公司,在重庆、沈阳等。如果您问我们觉得哪些城市最有潜力,在中国除了北上广深,我觉得重庆、武汉、沈阳、青岛、西安,还有南京,这些城市在我们这几年统计的数据中,都在成倍地增长。
《现代物业》:商业地产投资者评估投资对象的资产价值时,通常将不动产运营和管理的因素放在什么样的位置来考虑?
张莹:可以说运营和管理占整个评估的比例非常高,而且越来越高,特别是成熟的投资者。原来大家可能盖一些质量不是特别高的楼,而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新的项目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把它们拉到一起比较,硬件标准其实也都差不太多,而且即使有一个强一些,但对于客户来讲,他也不一定那么在乎,所以作为软性的运营和物业服务,将会最终区分一个楼的好坏,或者租金水平,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当北京进入到成熟市场,像走进国际化都市一样,甚至到超级城市的时候,其实任何一个背景都已经有它的特点,位置已经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更多的是软性因素,软性因素是物业管理和运营,包括了对整个租户的管理。就像头等舱、公务舱、经济舱的区别,主价值本身已经归零了,增值的部分才最终使价格体现出不一样。
《现代物业》:对于具有一定实力的创业公司而言,您建议这些企业如何定制企业房地产的策略呢?
张莹:我觉得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很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国的很多企业,还没有把房地产、物业需求提升到跟公司的战略策略相关的水平,大家认为就是找房子、买个楼。其实对于一个企业来讲,最应该关注的不是当务之急——租房在哪儿,房地产的占用成本一定是除了人力资源成本以外最高的成本,应该尽快抽身出来,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影响公司发展的障碍。所以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中资公司,无论是已经进入五百强的企业,还是新兴科技企业,应该说还没有公司真正理出清晰的策略,不能说因为租金低就随便接受。当然,如果市场好做,或者说利润率高时,大家不会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当我们进入到新常态时,我相信所有的企业就会倒逼过来关注这个问题,最终,企业在选址时便会考虑企业的财务模型、人事策略等是否能够得到满足。
另外,创业人群的物业需求通常是被忽略的,但其实这个群体是有很多前景的,虽然有一些孵化器,但是我们认为即使在城市的中心区,很多项目也应该通过进一步的升级、换代、改造,去面对这些企业。例如办公空间的分割以提供支持,对于我们的开发商朋友而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应该去抓住,因为这些企业有可能会很快地成长,成为很重要的企业。
(中国写字楼网为采访提供了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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