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生态城市理念的发展参照
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促使各地不断启动生态城市、智慧城市建设，但是由于一体化规划统筹的缺失，也不断出现重复建设、基础设施不配套等一系列问题。什么样的城市建设才是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的?怎样的城市规划才是以人为本的?中英生态城市与绿色建筑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是中英两国合作发展和实现世界级生态城市及绿色节能建筑的平台，从2005年创立绿色建筑工作组至今已经有9年时间，目前正在为高效推进生态城市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先进经验在中国规划领域的实施不断工作。对于英国生态城市建设经验、中国城镇化建设中需要借鉴和注意的问题，工作组联席主席杨威博士向《现代物业》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杨威
《现代物业》：目前中国的绿色建筑发展已经从强调单体绿色建筑向城市整体生态和绿色发展，但是整个城市的绿色规划基本是建立在已有城市布局的基础上，要进行生态城市规划，存在的困难有哪些?对于目前中国已建的生态试点城市来说，表现出来的问题有哪些?
杨威：这个发现很正确，中国许多的生态城市规划是在现有城市格局的基础上进行，这样规划起来比较难，有时候规划还比较分散，涉及不同领域的归不同部门管理，需要各部门之间协调。所以有的城市关注绿色建筑、有的关注绿色交通、有的关注生态，目前很难实现一体化的格局。
城市进行新区或新城规划时是否真正做到绿色生态，往往与规划师和地方政府对生态城市的理解是否全面有关。我最近走访了很多城市，有的城市认为绿色城市和生态城市主要依靠高精尖的技术构建，而我认为高精尖技术远远不够，更需要一套系统。如果城市规划合理，不需要特别先进的技术也能达到很好的生态效果。对目前中国已建的生态试点城市而言，主要的问题是规划不够系统化。
《现代物业》：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和规划师应该采用哪些手段?
杨威：首先要根本改变规划体系。中国的城市整体规划涉及不同的部门，例如发改委、住建部、国土规划部等，而各部门的规划期限不一致导致了协调统一的难度大，例如“十二五”规划的规划期是五年，土地规划是十年，经济规划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第二，城市规划缺乏产业分析或产业分析过于简单。新城或新区的面积有六、七平方公里甚至十平方公里，如果没有产业分析，设计就会空洞，即使建成了，没有人使用就没有活力，也不可能成为生态城市。
在英国，城市规划是按期实施，例如第一期规划时，要充分考虑公共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在第一期的发展达到集聚效应后，才发展第二期。然而，由于中国的土地规划和城市规划是脱节的，城市规划是总体规划，但是当开发商投资时，往往政府出让的土地有所限制，这就造成了城市的“割裂式发展”。
很多地方的容积率纯粹是人为计算，不是市场性的结果。一个地方能集聚多少人需要科学地分析，容积率的计算也不能仅仅依靠纯经济性的数据，例如考虑容积率必须做到多少，建筑出售的资金才能回笼拆迁的花费，这样计算的容积率是非常机械且不合理的，对城市形态和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有很多城市原来生态环境、基础环境很好，并没有那么多企业要建CBD，但是因为拆迁成本高就把容积率做得很高，最后造成“死城”或“空城”的现象。
一个城市建设综合体，需要分析和设计项目辐射的范围、方式，城市肌理等问题，这也是政府的责任。很多城市的城市综合体，最后都没有人入驻。例如沈阳有一条非常长的购物街缺少科学的规划，认为商业街越长就越有吸引力，然而商业街道长度绝对不可能超过一公里，超过一公里人就不可能去。所以，规划一定要科学。
《现代物业》：您之前在英国绿色建筑实践发展趋势的介绍中提出“自然化、低科技化、低成本化、本土化、因地制宜化”是一个重要的趋势。您认为“高科技绿色建筑的高科技部分，必须是建立在该设计已经运用了众多低科技绿色措施的基础之上的”。如何理解这一观点?
杨威：绿色建筑其实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物。咱们的老祖先就智慧得多，有很多乡土建筑是最自然的，低科技、低成本但是又因地制宜，而且很舒适，例如过去的宅院，冬暖夏凉，只要对“因地制宜”有很好的理解和设计，就可以设计出成本不高的绿色建筑。
我觉得现在的设计师没有太多时间思考，甚至很多开发商把绿色建筑作为噱头，例如宣传他们使用了呼吸墙或者其他新设备。我认为绿色建筑的核心不仅仅是设计技术过程，还有使用过程。有的普通建筑不刻意建成绿色建筑，也能够实现节能环保，因为建筑本身就具备了绿色建筑的品质，如果盲目地为了高科技和噱头花了很多钱，从长远来说也不可能得到回报。
《现代物业》：目前中国绿色城市建设中普遍认同“科技对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您觉得目前中国的绿色城市建设如何合理利用高科技?
杨威：目前中国也进行了智慧城市的规划。智慧城市计划非常适合利用高科技，我从来不反对高科技，但是科技的根本目的是适应人的生活，首先要让科技最人性化，鼓励人们进行低碳行为，同时使用科技，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科技，最出色的城市是人和自然有非常多的接触，科技能够提供及时的信息，提高生活效率和舒适度，例如智能家居，在回家之前可以先把家里的空调或者灯打开;智慧电表，可以随时知道电灯、电脑的用电状况，对于用电控制非常有帮助。
《现代物业》：您主持过英国浦艾斯豪绿色城市扩建及国内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两国政府对于绿色城市的理念上有哪些不同?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光谷广场，图片：新浪乐居
杨威：在基本技术层面上是相似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根本的区别是英国的绿色城市更关注社会经济发展，社区的塑造，中国可能在这方面提得还比较少，我们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物质方面和形态方面。英国城镇化可能比中国早100多年，也犯过很多错误。早期的政府建高密度住宅，结果人被边缘化，造成了社会的割裂。所以后来英国的政策是强调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交流，英国希望所有的社区都是开放的，通过大家互相之间的监督保障安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混居在一起，大家互相影响。通过立法保证开发商建设小学或者社区中心的承诺。比如说英国浦艾斯豪这个城市扩建，假设一共5,000户的联排别墅分期建设，就会规定开发商在建好第500户的时候必须建小学，如果没有建学校后期的别墅就不能申报了。通过立法的形式保证了开发商承诺的社会基础设施必须实现，而且英国政府对于规划的严肃性保证它的执法力度，一旦承诺了绝对不可能不做。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英国通过立法保证开发商建设的小学或者社区中心的承诺(Stranmillis学校，英国小学放学的一幕)
在英国，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还体现在社区之间的融合。中国很多城市小区对回迁户会专门安排在一起，即使在一个小区，商品楼、回迁楼也会有明显区分。而英国要求，一个新的开发项目里面必须有一定比例比较便宜的住宅，户型可以稍微小一点，或者里面的装饰稍微简单一点，卖给教师、护士还有警察，这三种人群被认为是收入较低但是又非常重要的社会人群。通过这种方式让整个社会更加融合，而不是非常明显的区分回迁房、别墅区。
我觉得生态城市就应该是人的生态，自然生态和绿色建筑其实都是一种自然的生态，最根本的还是人的生态。因为一个社区的塑造需要好几代人，才能形成文化和信念。中国有很多传统的城市都有悠久的文化，这就是一种生态，生生不息地发展。
《现代物业》：从您对米尔顿凯恩斯城市的介绍可见，您是非常认同城市田园的建设理念，借鉴米尔顿·凯恩斯的经验，对中小城镇的建设有哪些新的思路?中国在城镇化建设中“摊大饼”的方式存在哪些误区?
杨威：我觉得大城市问题现在比较复杂。但是令人产生感情的小城市，就需要挖掘出这些地方的特色。我最近参观了河南的鹤壁，城市历史非常的悠久，很多封神演义的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地方。如何挖掘地方特色，我觉得还是需要规划师有更多的责任感。
在英国，最开始建的田园城市不是政府行为，完全是个人行为，田园城市之父霍华德所在时代的英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造成的问题也使乡村极其衰败，城市极度拥挤。所以他提出田园城市的模式，并写《通向明天的道路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多译为《明日的田园城市》)这本书，他说服了几位认可田园城市理念的投资者，兴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田园城市莱奇沃思(Letchworth)。二战之后，英国政府需要为社会提供大量住宅，但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念没有被当时的英国政府所采纳。霍华德的观点是要创造一个社区，能够让人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并就近安居乐业。而二战之后当时英国政府的第一期新城建设采用的是提供高密度的城市社会住宅的模式。这种模式逐渐体现出了很多社会问题，所以当英国政府20多年后规划最后一个新城——米尔顿凯恩斯时，才重新将田园城市的理念全面地贯彻到其规划、实施和管理中。米尔顿凯恩斯于1967年获得批准，1969年规划，她吸取了很多英国其他新城规划和发展的经验，这些经验非常重要，既保证了经济的发展，同样兼顾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仅只是规划成为住宅区，同时也考虑了如何吸引一流的企业和人才，从而带动整个城市的活力。所以米尔顿凯恩斯在金融危机期间，经济一直增长，从来没有衰败过，反而比其他城市都更有吸引力，而且很多国际银行总部在英国都选择在米尔顿凯恩斯。
米尔顿凯恩斯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模式，它关注了城市的品质和人。一开始，米尔顿凯恩斯没有周边配套的时候，自杀率要比英国其他城市的高，后来城市专门成立了社团组织、基金会，帮助需要关心的人，让大家觉得有一种归属感。在英国，我们做规划的时候经常会研究如何让这个地方的人有归属感，怎么样让人觉得这个社区是“我”的，这个城市也是“我”的，这样就自发地去保护它。
我们有时候认为保护历史就是保护一栋建筑，其实应该保护的是城市肌理，因为它的肌理不仅仅是建筑和街道，还包括其间的山、水等。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测绘过客家围楼，围楼的建筑形态形成了一个很好的生态，它能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源、积累资源，同时冬暖夏凉，人也居住得很舒适。
米尔顿-凯恩斯城市的生态湖
《现代物业》：由于中英两国城市经营模式不同，像中国很多城市依靠“卖地”作为政府主要收益。这必然影响了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比如盲目城镇化建设出现的“空城”，您觉得应该如何扭转这样的局面?如果没有更合理的城市经营模式，是不是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很难实现真正的生态城市?
杨威：城市的规划只是第一步，规划之后要建造，还要经营管理，经营一个城市肯定比设计一个城市更难，但是应该在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未来经营的情况，所以模式应该一体化。现在中国“卖地”的方式肯定要改变，它不可持续。我觉得应该从一个区域入手，先清晰这个城市的定位，现在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想要引入企业投资，这样造成了重复建设和规划，例如一些小城市要建CBD，就应该考虑是否能吸引投资和企业，我认为应该重新定位。
城市化发展迫切需要一个解决途径，因为现在不仅仅浪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能源的浪费都是不可逆转的。一旦项目建成，城市的土地浪费了、山水破坏了，建筑却不容易拆除。另外，有很多地方的建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既没有基础设施也没有环境保护，这真是不可逆转的错误。
《现代物业》：经营好一座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缺一不可，您也认为“城市规划的前期阶段就已经考虑到城市该如何管理。”对于中国城镇化建设中并不成功的例子来说，在城市的经营管理这部分哪方面存在最大缺失?
杨威：我觉得缺少系统化管理，城市基础设施的各个管网不能够并线到一个管道里面，有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周全，所以造成了“今天这儿挖、明天那儿挖”，还有城市的公共交通，包括轨道交通、公共汽车、自行车，未来的运行肯定要设计好了再进行建设，但是很多时候城中心建好了之后再想交通线，这样就本末倒置了。
生态城市不应该是一种特别的城市，应该将所有的城市都用生态的理念去规划。一定要把公共交通设计放到前期考虑，如果围绕公共交通节点来设计比较重要的城市功能，城市的土地使用肯定都和公共交通相关联。所以有太多城市虽然用先进的理念规划，但最后却完全用房地产的模式在开发，有很强的功利性，而且不科学，造成建房子时间很长，但基础设施建设却后置的现象，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人的行为模式的改变，例如搬到一个新的小区，如果没有公交车就可能持有私家车，一旦习惯了私家车，即使公共交通建成后也不会去用，这就是一种不好的行为模式。如果在开始阶段，政府投一些钱建立公共交通，帮助大家养成很好的行为模式，公交出行的人会越来越多，形成一种良性发展。对于城市来说，可能在规划、设计和管理的时候，就要想对这个城市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终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怎么一步一步地达到。我觉得目前很多城市只想第一步该怎么办，没有想那么远。
《现代物业》：目前中国大多数城市雾霾肆虐，在治理雾霾方面，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强有力的措施，但是国人对政府治理雾霾的信心依然不高，您觉得与英国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雾霾问题相比，中国雾霾治理如何达到“根本上的改变”，政府、企业和个人需要认识到哪些责任?
杨威：国家法律都有相关规定，关键是遵守和执行。作为企业或者个人，每个人都觉得我遵守法律是应尽的责任，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管好，把自己的企业管好，不要什么事都抱怨政府。另外，在规划上可能应该更多地“去行政化”，让专家有更多的发言权。在英国有三个部门，这三个部门分别负责环境保护、生态和遗产保护，任何一个部门说“不”，这个规划就不能通过。英国的规划是这样：政府确定这个地方的发展，开发商进行开发前会找规划师做规划，但甲方也会单独雇一个团队专门做环境影响评估，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是必须和规划同时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估包括了空气、噪音、水、交通、生态、植被、景观等，并逐条进行研究，并和规划同时申报。同时还要由规划师准备一个社区参与方案，有关社区协调工作计划的报告，所以专业部门要有发言权，这个是中国特别需要完善的，现在中国的环保部门应该“去行政化”，敢于说真话，能够说真话，成为强有力的部门。
现在国家治雾霾，花了很多钱，但是企业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其效果值得怀疑。曾经英国也遭受过严重污染，但出台了法案之后就彻底改变了，因为企业不变的话就要被送进监狱了。
《现代物业》：对于城市文化、环境的保护和继承，中国民间力量已经慢慢发展壮大，但是目前依然十分薄弱。在培育城市居民的参与感和责任感方面，英国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
杨威：英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组织叫做国家信托基金会，这个组织100年前是和田园城市同时提出的，这个组织现在已经成为英国最大的一个会员组织，也是英国第一大土地拥有者，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不属于政府部门，是一个基金会，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会员的会费和一些捐赠，法案允许他们获得富人的部分捐赠，这样的话富人就可以免税拥有这些房产，但是他们所有的房产是不允许进行商业行为。这样他们保护的不仅仅是建筑本身，他们还保护了文化、物种、周边的环境和过去的生活方式。同时招募了很多志愿者，通过志愿者把这种文化信息进行传承。中国很多老百姓住在老房子里，那个房子特别好，但是他觉得老房子没什么好的。还有些人觉得将老房子变成酒吧等赚钱的场所，并没有意识到其文化价值。北京和很多地方的历史街区，在城市的新规划下都变了味儿了，就找不到原来的痕迹了。
(原载于《现代物业•设施管理》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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